冼耀文对小报上的内容并不感兴趣,但每一张小报他都有认真阅读,就是广告也不放过,因为他觉得“黄”很有搞头,它就是一个万能夜壶,任何罪恶发生的原因都可以往它头上扣,一个新生政党完全可以把扫黄行动当作一场政治秀。

    叫了客房服务,冼耀文在房间解决午餐,吃过饭花了点时间捋了捋后面要做的事,下午两点,坐酒店安排的车去了同济医院前的金季商行办公室。

    谢丽尔只是租了场地,捎带拉了一条电话线,其他的一点都没添置,没有桌椅并不耽误冼耀文开工,几张报纸在地板上一铺,他的工作场地就有了。

    他可没忘记与兄弟国际签订的代理合同里有年最低销量要求,工业缝纫机不急,他在等待时机,只要时机一到,销量不用发愁,家用缝纫机比较麻烦,新加坡这边有最低1000台的年销量要求,他要尽快弄出一个章程。

    理一下头绪,拿出笔记本,翻开早上抄录的电话名单,拿起电话拨了出去,“Namaste(伱好),我是金季商行的销售经理尼克松,我们商行可以长期供应家用缝纫机……”

    再高级的商业模式,冲在一线的还是最底层的商业逻辑,销售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潜在客户,报纸与接线员小姐一组合,能得到不少新加坡商行的信息。

    上午看报之时,他已经往地址在新加坡河沿岸的几家印度商行打过电话,当时他叫曼尼拉尔、兰达斯、肯尼迪,不管叫什么,总之他的身份是一个采购商,在电话里打探了各家商行能够提供的商品,经过一番筛选,弄了一份电话营销所需的名单。

    香港之外,又拿一个新加坡代理,并不是简单的“加一”,做出决定之前,冼耀文自然有过通盘的考虑,从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单一经济结构,到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可见发展轨迹,都一一进行过分析。

    人口意味着需求与市场,一个人即使以最低欲望的方式生存,衣和食的需求是不可能省略的,印度有3.68亿人口,就代表着3.68亿的服饰刚需,也意味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缝纫机倾向市场。

    印度的独立与其说是圣雄甘地领导的国大党采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争取到的结果,不如说是英国无奈之下的妥协,印度的独立运动过程中,国大党可以说是一家独大,但在党派内部,甘地并不是睥睨天下,能和他掰掰腕子的人物不少。

    之所以甘地能成为印度国父,与他创立的政治学说“甘地主义”不无关系,在该主义中有甘地推崇的最适合印度的经济模式“小农经济”——小农作坊式的自给自足,不发展工业化。

    两次工业革命都是从英国开始,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但英国并没有把太多的工业成果输入印度,从印度获得原料,在英国本土生产,然后运回印度倾销,这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三步走战略。

    直到当下,印度依然没有像样的工业体系,仅有的一些低端工业也控制在英国资本的手里,甘地的小农经济模式就是基于印度所需的纺织品、工业生活用品都要从英国企业进口的现状考虑,他的目的是保护印度农民的利益,不得不说出发点还是好的,但从长远来说,也给印度的工业化实现埋下了祸根。

    甘地想接管印度的民生,又要搞小农经济,唐宁街乌泱泱的一片人头那真是纳头便拜,“大哥,请受小弟/小妹一拜,往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殖民地的民生本就是赔钱生意,有人接手真是巴不得,只要坐下来好好聊聊英国的利益,谈拢了,俺们合力捧你当圣雄。

    事实上,国大党的独立革命之路的临门一脚是英国守门员踢了个乌龙球,守门员力拔山兮气盖世,扛着球门跑到快被吹越位的甘地身边,把人和球都罩了进去,然后摇起屁股,唱响“HereWeGo,AleAleAle”。

    就是圣雄之名能闻名世界,也离不开英国媒体的卖力吹捧,甘地遇刺那天,特别空勤团差点嗷嗷叫去给他老人家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