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他去后，我才站起身来，振了振双臂，舒出一口气来。
祭祀至圣先师孔老二大人，是配合儒家的两极改进的举措，在这次祭祀上，我要给孔老二上新的尊号，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给孔子加尊号的举动，在清这一朝，以唐朝玄宗年间所加的文宣王，以及清朝立国之初顺治二年和二十四年两次加上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和“至圣先师”为最常见的叫法。
我这一次的新尊号，就是要给孔子上帝号，以前最尊的就是王，再下来就是北周时与武则天时的“公”位，帝号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这一次一是秉承我的中华文化数千年一体传承的理念，另一方面就是给这一次儒家的大改造进行最高统治层发出一个最强烈的政治信号——孔丘是无论如何抬高都不为过的。
新的尊号就是我钦定的“中华万世大成至圣文宣帝君”一共十二个字，这个政治信号一经发出，新儒党的声势将迅速达到顶峰，届时再配合上教化部的其他步骤，我又身兼党魁，这个执政党的地位在法理上已经能够做到扫清一切反对者的声势。
儒家绝非一个坏东西，那些将中国的积弱全部归咎于儒家的行为实在是我极端鄙视的行为，如果没有儒家，这个国家早就是四分五裂之局，不可能在数千年的繁衍后，再东亚的大陆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大一统的格局，即使偶尔分裂，也不能忽视分裂的每一方都有着强烈的统一的渴求和呼声，这是儒家文化的功绩。
这种文化的有些方面的确已经不适应如今的世界了，但是要完全摈弃这个传承了数千年的文化，那必然的结果就是全民的没有文化，文化是道德的基石，没有文化就立刻会造成道德的沦丧，某次大革命之中的那些乱象，正是最好的证明，文化大革命，革去了文化的命，也革去了道德的命。
一个民族没有了道德，没有了信仰，它剩下来的还有什么？
在筹谋这次祭孔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后世时读的一些文章，有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譬如毛先生当年年轻时出远门求学，若是路上囊中羞涩，跑到哪个乡绅家里，凭着读书人的身份，吟上两句诗文，管饭不说，几块银元的盘川也是有的。但是到了我所在的那个年代呢？大学生？你就是满腹经纶的博士教授，也只能收获到白眼外加国骂。不过话说回来，满腹经纶的博士教授倒见得少了，衣冠禽兽倒是一堆一堆的往外冒——这又反过来证实了，没有道德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多么的叫人摇头。
祭孔是在安定门内的国子监，这个地方自教改之后，已经丧失了原先的功能，渐渐的已经沦为了一个近儒家宗庙的概念，而新设的社研衙门也与他们一起办公，算是对了路子了。
这是自第一军进城绥靖治安之后的又一次我的重要行程安排，一文一武的两件大事让北京的老百姓和小京官们猜测不已。
祭孔仪式上顺手就郑而重之的给孔先生上了长达十二个字的尊号，算是给这一场自上而下的儒家两极化掀开了一场大幕。
我也算是完成了第一件政治生活的重大改革中我应尽的责任——代表地主阶级及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力量新儒党，正式从政治层面上完成了和平接收政权的任务，当然，他们人没有换，但是身份换了，在名义上完成了从封建旧官僚到政党制度下的文官阶层的转变。
这算是第一步吧，从封建集权到后世的所谓民主社会，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可言。英国如此，克伦威尔之后为了解决一些不可避免的因为野心而产生分裂或者好听点的叫竞争的问题，又重新请回了王室作为名义上的至尊。而美国则情况稍好点，华盛顿先生的无嗣以及其他人的制约问题，以至于在美国开创了在我看来仅适应于北美的独特的政治制度。
而至于中国，暴力革命除了苦难之外，给这个民族带来的所谓变化，我是不看好的。下克上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即使是下克了上之后，下又如何不是上？中国盛产一些手段令人钦敬的政治家，口号对于人民来说是往往令人鼓舞的，但实质如何，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也是我坚定的选择和平渐进改良的原因了。除了我甫一来到这个世界便贵为帝王之外，我本身的政治信仰和历史观也使我永远不能接受所谓的一步到位的改革。
军政和文化层面的大事一一按步骤在进行，同时紧迫的时间压力也让我不得不加快前进的步伐了，这已经是1898年的下半年，满打满算，还有十六年了，这十六年里，我的国家的进步要拿出后世苏联人那种劲头来才行，这样就不允许再有什么内耗了，再内耗下去，一战中我的国家所能做出的作为就不会很大，这就有损我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度。而且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内耗已经耗掉了一个李鸿章以及他身后许许多多人，如果再耗掉什么人，那已经是我无法容忍的了。所以，有些事情要提前进行，有些人，要趁早清洗。
就在等待着载沣返京的期间，自我对自己前一段时间对满蒙亲贵的态度进行了自我的一些剖析之后，陆续就有满蒙王公亲贵看出了一些苗头，给我前后上了数道折子，就旗务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有人跳出来就好办，不管折子上说前面的旗务改革是好是坏，我一律回复了加勉之语，偶尔写上“朕近日也常思此事，尔之言于朕良有裨益矣。。”云云，不几天，这个事情已经在官场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热点，过去沉寂了多时的一些被我的严厉作风吓得憋回去的一些颟蚶满蒙大员们仿佛看到了翻身的希望，纷纷跳向了前台。
祭祀至圣先师孔老二大人，是配合儒家的两极改进的举措，在这次祭祀上，我要给孔老二上新的尊号，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给孔子加尊号的举动，在清这一朝，以唐朝玄宗年间所加的文宣王，以及清朝立国之初顺治二年和二十四年两次加上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和“至圣先师”为最常见的叫法。
我这一次的新尊号，就是要给孔子上帝号，以前最尊的就是王，再下来就是北周时与武则天时的“公”位，帝号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这一次一是秉承我的中华文化数千年一体传承的理念，另一方面就是给这一次儒家的大改造进行最高统治层发出一个最强烈的政治信号——孔丘是无论如何抬高都不为过的。
新的尊号就是我钦定的“中华万世大成至圣文宣帝君”一共十二个字，这个政治信号一经发出，新儒党的声势将迅速达到顶峰，届时再配合上教化部的其他步骤，我又身兼党魁，这个执政党的地位在法理上已经能够做到扫清一切反对者的声势。
儒家绝非一个坏东西，那些将中国的积弱全部归咎于儒家的行为实在是我极端鄙视的行为，如果没有儒家，这个国家早就是四分五裂之局，不可能在数千年的繁衍后，再东亚的大陆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大一统的格局，即使偶尔分裂，也不能忽视分裂的每一方都有着强烈的统一的渴求和呼声，这是儒家文化的功绩。
这种文化的有些方面的确已经不适应如今的世界了，但是要完全摈弃这个传承了数千年的文化，那必然的结果就是全民的没有文化，文化是道德的基石，没有文化就立刻会造成道德的沦丧，某次大革命之中的那些乱象，正是最好的证明，文化大革命，革去了文化的命，也革去了道德的命。
一个民族没有了道德，没有了信仰，它剩下来的还有什么？
在筹谋这次祭孔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后世时读的一些文章，有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譬如毛先生当年年轻时出远门求学，若是路上囊中羞涩，跑到哪个乡绅家里，凭着读书人的身份，吟上两句诗文，管饭不说，几块银元的盘川也是有的。但是到了我所在的那个年代呢？大学生？你就是满腹经纶的博士教授，也只能收获到白眼外加国骂。不过话说回来，满腹经纶的博士教授倒见得少了，衣冠禽兽倒是一堆一堆的往外冒——这又反过来证实了，没有道德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多么的叫人摇头。
祭孔是在安定门内的国子监，这个地方自教改之后，已经丧失了原先的功能，渐渐的已经沦为了一个近儒家宗庙的概念，而新设的社研衙门也与他们一起办公，算是对了路子了。
这是自第一军进城绥靖治安之后的又一次我的重要行程安排，一文一武的两件大事让北京的老百姓和小京官们猜测不已。
祭孔仪式上顺手就郑而重之的给孔先生上了长达十二个字的尊号，算是给这一场自上而下的儒家两极化掀开了一场大幕。
我也算是完成了第一件政治生活的重大改革中我应尽的责任——代表地主阶级及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力量新儒党，正式从政治层面上完成了和平接收政权的任务，当然，他们人没有换，但是身份换了，在名义上完成了从封建旧官僚到政党制度下的文官阶层的转变。
这算是第一步吧，从封建集权到后世的所谓民主社会，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可言。英国如此，克伦威尔之后为了解决一些不可避免的因为野心而产生分裂或者好听点的叫竞争的问题，又重新请回了王室作为名义上的至尊。而美国则情况稍好点，华盛顿先生的无嗣以及其他人的制约问题，以至于在美国开创了在我看来仅适应于北美的独特的政治制度。
而至于中国，暴力革命除了苦难之外，给这个民族带来的所谓变化，我是不看好的。下克上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即使是下克了上之后，下又如何不是上？中国盛产一些手段令人钦敬的政治家，口号对于人民来说是往往令人鼓舞的，但实质如何，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也是我坚定的选择和平渐进改良的原因了。除了我甫一来到这个世界便贵为帝王之外，我本身的政治信仰和历史观也使我永远不能接受所谓的一步到位的改革。
军政和文化层面的大事一一按步骤在进行，同时紧迫的时间压力也让我不得不加快前进的步伐了，这已经是1898年的下半年，满打满算，还有十六年了，这十六年里，我的国家的进步要拿出后世苏联人那种劲头来才行，这样就不允许再有什么内耗了，再内耗下去，一战中我的国家所能做出的作为就不会很大，这就有损我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度。而且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内耗已经耗掉了一个李鸿章以及他身后许许多多人，如果再耗掉什么人，那已经是我无法容忍的了。所以，有些事情要提前进行，有些人，要趁早清洗。
就在等待着载沣返京的期间，自我对自己前一段时间对满蒙亲贵的态度进行了自我的一些剖析之后，陆续就有满蒙王公亲贵看出了一些苗头，给我前后上了数道折子，就旗务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有人跳出来就好办，不管折子上说前面的旗务改革是好是坏，我一律回复了加勉之语，偶尔写上“朕近日也常思此事，尔之言于朕良有裨益矣。。”云云，不几天，这个事情已经在官场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热点，过去沉寂了多时的一些被我的严厉作风吓得憋回去的一些颟蚶满蒙大员们仿佛看到了翻身的希望，纷纷跳向了前台。